第80章 后记二(1/2)
天以斯文贻后起
一
我怀疑自己患上了“路径依赖症”。尽管我知道还有一条更为便捷的小路，可以直抵曹老家里。但我习惯性地跟随车水马龙穿越水泥大桥，把摩托车停在桥头小店，然后从桥头陡峭的阶梯下去，宛延曲折拐到江边小院。
水泥大桥下游不远，就是小城著名的古桥——云龙桥。高挺的白桦树，繁茂的榕树，浣衣的身影，重新打造的古街，仿佛小城的一切都被红色的石桥所牵引，决定了各自的位置与走向。曹老就在古桥头蜗居几十年。儿女各自成家，曹老和老伴仍喜欢这处简朴的江景房。虽然周边屋舍杂乱，房距紧逼，但开门进去，就是独特而自在的家园。一楼是客厅、卧室、厨房、小院，二楼是书房。
我进城工作后，承蒙前辈厚爱曾受邀参观过书房。那密集排放的书籍，为我透露一位文化人何以积学深厚、行稳致远。主人那让我折服的思考能力与学术语感，自然来源于这木质的书架、安静的书房。多少个夜晚，小城有多少灯红酒绿，而古桥头小楼灯火独明，映着主人清瘦的身影。那当然是我向往的生活方式。在绵江边构筑独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，无论尘世如何喧嚣，有诗书的地方，定会有小城最饱满的、最有韧性的自由呼吸。
但更多的时候，我是作为陪同者，带着外地的记者匆匆光临小院。我一次次坐在客厅里，聆听曹老讲述红色历史文化。我有心无心地听着，仿佛一切与我关系不大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为创作一部关于陈炽的书，才决定单独拜访这座江边小院。书中的主人公，是晚清的爱国者，正好与我同样来自梅江，成为我自小耳熟的楷模。那一次，我从曹老手上得到五六封书信，书信中记载了他早年与省里专家前往陈炽故乡田野调查的往事。
围绕这位乡贤，我已经读了一年的书。但他的身世仍然有大量的空白。那大概是2022年10月的事情。听到我决心写陈炽，曹老既是鼓励，又是担忧。因为这个人物在北京的史料多为空白，少有记载。而他的历史地位，他的人生价值，恰恰是取决于在京城参加维新运动。在陈炽的故乡，也只有出于俗套近于荒诞的传说。曹老是一位严谨的学者，这些传说，这些书信，只是岁月的证据，无法为他提供学术的拓展，进入文本的建构。而他慷慨地提供资料，当然是出于一种厚望，希望我延续他当年的事业，开拓更大的文化空间。
那个秋日，我坐在曹老的客厅里，一边听他讲当年的往事，一边用手机拍下一页页手迹，以备打印和阅读。得到这批书信后，我发现陈炽这个题材不但打开了晚清的时空，还打开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梅江边的往事。我突然觉得，曹老与乡野遗老的持久通信，本身是富有意味的形象。我更加坚定了从传记转向长篇历史小说。这样可以打开更为宽阔的时空，容纳更为丰富的素材。我要表达的陈炽，不能只止于生前名，还可以有身后事。我更大的理想，不再是塑造一个人物，而是塑造一片故土。但我知道，这种创作办法肯定有悖于曹老的期望。我知道一个严谨的史学专家，对漫无边际的虚构会是多么讨厌。那等于忍看继续为陈炽孳生出无数的传说。“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”的套路，从来没有让史学家信服。
是的，无论是求真的学术研究，还是求美的艺术创造，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播，类似于翻译家那样，都在追求信、雅、达，只是“达”的路径不一样。而我的“路径依赖症”，再次把我带进了小说领域。艺术塑造的志趣大过了学术研究，尽管前者同样需要后者为基础。史学与文学的壁垒，学术与艺术的对立，研究与宣传的歧异，使我陷入了两难境地。同样也使陈炽的传播留下过无数的遗憾。为此，我对曹老总是带着无言的愧意，书稿完成后我不敢示人，不敢求教。我试图留下自我修正的机会。
半年后，我在北京出差，突然接到曹老的电话，称手上又翻出一些相关的书信，如果有兴趣可以前往取看。那时，我正在利用出差的机会，沿着陈炽的足迹在北京旧城区东奔西跑，以对照那些纸上的晚清。
听到曹老电话中说起旧书信，我当然有兴趣。我在提取陈炽的人生情节时，依赖最多的就是陈炽跟友人的书信。我知道书信最能保留人世的信息、红尘的温度。如果不是陈炽在书信和诗篇中透露的悲欢离合，我或许只能根据年谱进行笨拙的扩写。那显然是糟糕透顶的传记写作。
从北京出差回来后，我选择了一个春天的下午，再次前往这座江边的小楼。尽管担心曹老批评我的创作是南辕北辙，但我还是决定前往。由于研究和创作，跟陈炽有关的一切信息，都对我构成极大的吸引力。
二
在客厅里，我接过曹老泡好的绿茶，泯了一口就放到一边，急切地翻看那些书信。仍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手迹。那怕是单位的公函，也是手写的墨痕，让我对那个年代无端地肃然起敬。
我汇报一样跟曹老说起了北京之行，说起了与陈炽相关的赣宁会馆、军机处、陶然亭、安徽会馆、贾家胡同、瑶林馆，说起那些岁月留下的惊喜与遗憾。我试图让曹老知道我跟他早年一样，是在虔敬的、尽力地靠近一个历史人物。就算路径不一，但是殊途同归。当然，最核心的话题，是谈起了那些书信。特别是陈英锷给他的来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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