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8章 天马山庄考之四(1/2)
四，人文风范
天马山庄的青砖小院，陈炽的居留岁月极其短暂。事实上，陈炽京城为官之后，只是为父丁忧、母亲肿病、为母奉讳三次回乡，第四次回到天马山庄，已是英魂归来。陈炽1900年在京城英年早逝，由于八国联军侵入京城烽烟阻隔，直到1903年家乡亲人才到北京扶棺归葬。传说陈炽在家乡的葬礼异常隆重，扶棺归来时梅江上36只船列阵而回，并分葬三处。此后百年，天马山庄及其陈炽族人历尽时代沧桑。虽然弟弟陈焘及其子孙陈育埰、陈英锷、陈英钊一度置身国民党阵营，但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梅江人物的正义品格，直至2022年健在的陈贤泽则入了党，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。综而观之，天马山庄所留存的人文底蕴非常丰富，正向的精神财富值得挖掘和传播。
首先，是爱国爱乡。陈炽在天马山庄苦读，“少小富文史，六艺资藻缋。弱冠读阴符，论议绝时辈。”他外出求取功名，“亦或蹈危机，拔剑慷以慨。一死谢知己，大义炳千载。”（《绍古辞》）但晚清的特殊时代背景，让这个赣南的天才少年追求功名不只是以前文士的那种忠君，而更多了爱国的成分。易堂九子继承了顾炎武的观念，认为“亡国”和“天下”不同，清朝替代明朝即为“亡天下”。但晚清时势证明，“民族国家”是天下与国当共存，西方列强的殖民，才是真正的“亡天下”。
陈炽的爱国，首先表现在民族信心。如前所述，陈炽的时代已有“民族国家”的概念，天下不再是朝廷和皇家，而是中华民族的危亡。晚清时期，国门大开，中华沦落，要言“爱国”素为不易，在知识分子中也有分化。“六十年来，万国通商，当代才贤竞言洋务，而持正守旧之士，又复深闭固拒。”（《庸书》自叙）。就是说，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，有的人否定中华文明，要求全盘西化，有的人完全封闭自大。前者认定西方是救世主，就像改革开放后的“河觞”论者和当下国内一些媚外“精英”，在对晚清历史分析时认为西方侵略也是在救中国，中国人应当要“感恩”。而后者认为中国虽然经济落后，但仍然是天子之朝，是文明的中心。陈炽的爱国是理性的，不是盲目排外，也不是盲目自大。他认真学习西方文化，同时结合儒家文化的积淀，深入对比了中西方文化异同和优劣。陈炽的爱国情怀首先为对天下形势的新分析，并且能够从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中看到危机，看到生机。陈炽认识到，“中国自经秦火，《周礼》之《冬官》既逸，《大学》之格致无传，图籍就湮，持论多过高之弊，因循简陋，二氏承之，安常守经，不能达变，积贫积弱，其势遂成”。而“泰西诸国”由于文化上的弱点，“即强盛于一时，终不可以持久也”。他大胆预言，“古今虽远，天壤虽宽，他日富甲环瀛踵英而起者，非中国四百兆之人民莫与属也！”这种民族自信，也应该是我们今天坚持“文化自信”的一部分内容。
陈炽的爱国，同时表现责任意识。陈炽看到，天下隐约出现了“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”大势，将来可能走向“无古今，无中外”的“大同”。但作为当下正饱受欺凌的中国人，不能超然地觉得就是“世界公民”了，挽救民族，解决贫弱，还是当务之急。陈炽是最先提出“中华民族”观念的思想先驱，陈炽的爱国表现在对民族英雄的崇敬，尤其是近世之人比如林则除。而在1888年的《送长少庚都统之伊犁》一诗中，他对于经略新疆、巩固边防的长庚将军充满敬佩：“万里天山北，经营阅累朝。谁令重险失，近喜寇氛消。蚕食行将尽，豚亡或可招。大秦今接壤，毋谓海西遥（原注：哈萨克三部全为俄人所有，勘界诸公之咎也。惟役繁赋重，哈人不能堪之，常有举家逸入内地者，俄亦不能究诘云）。西面论疆寄，新推定远侯。山川同聚米，烽火慎防秋（君往来伊塔三十年，指画山河形势甚悉）。廉蔺交应密（谓毅齐中丞），甘陈迹可求。玉关春草长，行矣迓鸣驺。”陈炽挽救天下、爱国救国的情怀，异常浓烈。他在1896年给朋友文廷式的信中，记录了跟康有为等友人相谈救国的动人场景：“弟去岁入都之日，狂风猛雨，天黑如磐。安徽馆之局，与长素等三人促膝深谈，几以长歌当哭。我曹进退，断关家国安危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？海内人豪，于今有几？惟吾弟与木斋等数人，可以莫逆于心，相视而笑耳”。这种“舍我其谁”的意气，正是他拳拳爱国之心的显露。一切言行立足于救国，而不是叛国、媚外，这一点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仍有启迪。
陈炽的爱国，还体现于救国行动。西方列强的侵略，民族危亡之际，爱国不能只停留于口号，而应该见诸行动。陈炽改名陈次亮（陈同父），正是步武爱国志士，也被朋友易顺鼎称为“当代陈同父”（《寄怀陈次亮户部，即和其赠别诗韵》）。陈炽有补天之志，更有补天之才。他著书翻译，组织强学会，跟康有为一道上书朝庭极言变革大计。为了救国，陈炽一边忙公务，一边耗费心血研究西方和国事。正如黄遵宪《怀陈次亮》一诗所写：“天竺新茶日本丝，中原争利渐难支；相期共炼补天石，一借丸泥塞漏卮。”陈炽才志相称，知行合一。他深入研究了西方科技革命和日本维新运动，隐隐感知政治与经济互为渊薮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左右着世界发展。他继承史记《货殖列传》的经济思想，吸收了南宋陈亮《中兴五论》和北宋思想家李觏《富国策》的观点，知道救国必须为民生利、为国生财，富国就要组织好生产。他熟稔户都财赋，认识到“商战重于兵战”，不能为了军工偏废民生，一对中国农、工、矿、商的弱势详加分析，并提出改进策略，以塞国家漏卮。他指出西方列强军事侵略的最终目的是经济侵略。他分析天下大势，写下系列国际时评，对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有充分认识，《俄人国势酷似强秦论》《美德宜力保大局说》《英日宜竭力保中说》，揭露俄国觊觎中国的野心，指出美国的本性是“别处一洲，国势安如磐石，君民倡自主之说，欲胥天下而从之”的阴谋，为了运售军火获得自身利益，专门在西方列强的矛盾之中左右操弄，“黠矣美国也”，“美利坚者，天下之黠人也”，对于今天的世界还有警示作用。
正是胸怀天下的爱民情怀，联系到他题写的“天马山庄”，我们不能简单地按他家乡的传说来理解，即“自为‘天马’，行空万里，驰骋环宇。陈炽取此屋名意在祈望子孙后代都能走出山村在外大展宏图，荣宗耀祖。”走出山村、荣宗耀祖之谓，显然矮化了陈炽的心志。究其内心，陈炽以李白为榜样，不但有“长歌自足空千古，大海回波紫电光”（《效遗山论诗绝句十首》）的才华，而且有澄清环宇、挽救天下的壮志。天马，是《昭明文选》（卷三十五）所塑造的一个文学形象，它“天骥之骏，逸态超越”，上天入地，神游四方，“斯盖天下之俊乘，子岂能从我而御之乎？”这里“天马”是无关人间的。汉武帝刘彻也曾多次寻找天马，并写了三首《天马歌》。“天马徕，从西极，涉流沙，九夷服”，这里的天马，是人间之马，事关家国。但最为贴近陈炽的还是李白的《天马歌》，不但塑造了天马上天入地的身世，而且书写了用世无门、沦落人间的境遇：“天马来出月支窟，背为虎文龙翼骨……伯乐翦拂中道遗，少尽其力老弃之。愿逢田子方，恻然为我悲。虽有玉山禾，不能疗苦饥。严霜五月凋桂枝，伏枥衔冤摧两眉。请君赎献穆天子，犹堪弄影舞瑶池。”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康有为的《哭祭军机陈次亮郎中》长诗，正是另一个版本的《天马歌》，概括了陈炽飞天补天之志和沦落泥淖的困境。
另据陈炽传说“天马山庄的来由”显示，陈炽1892年返乡丁忧之时，经过于都银坑的天马山寺，进香时方丈揭示陈炽“前世”为天马山寺的管账小和尚，陈炽听信了前世之说，回乡时正好在建筑门楼，就据以命名山庄。另据陈贤泽老人介绍，天马山庄土屋正对的山峰苍郁原始、高峻肃穆，即名为“天子峰”。陈炽眺望天子峰，命名山庄为“天马山庄”，自然情有可原。作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，爱国成为他最重要的思想底色，也决定了他在晚清的所作所为以及历史地位。“请君赎献穆天子，犹堪弄影舞瑶池”，不幸的是，陈炽维新变法的梦想破灭，也跟李白一样成为悲剧的天马。同时，陈炽还有热爱家乡的一片热忱。他早年受益于家乡的启堂文社，进学于瑞金县城，考学成功后在县城跟友人一起发起了助学机构“宾兴会”，帮助瑞金学子解决求学的经济之困，希望地方多出人才济世救民。
其次，是公忠直谅。陈炽在《庸书》自叙中说，“所望于当世公忠直谅读书明理之君子，去其矜情及其骄气，各竭其耳目心思之用，识大识小，博通今古，总持全局，以宏其志业而定厥指归，则无内无外，无古无今，无人无我，一以贯之耳。”公忠直谅，就是有公心，讲诚信，这是陈炽寄予希望的社会人格，也是天马山庄陈家几代人的处世范式。
陈三立为陈炽父亲所写的《清故候选教谕瑞金陈君墓志铭》，正是“公忠直谅”的君子塑像。陈斌虽然没正式担任官职，但因其为人“廉公好义，善平纷难”，又“旁通医术”而名声远扬。当时瑞金县由于地处偏远，土瘠民贫，民风“尚桀悍”，“仇杀械斗，日月有闻”。这种情形令地方官也头痛不已。而陈斌所居的瑞林乡，十八记姓而起的“启堂文社”不但起了文化教育作用，还起了平息纠纷作用，而这些功能的实现都得益于智乡推举的公正乡绅。陈斌正是这样的乡绅。他自言“穷老无所施于世，颇以自娱，脱吾汶汶之耻而已”，可见他非常注重清誉，以污浊不洁为耻，为此他“渐摩德让”，以致“终君之世，无冤结巨狱”。邻近乡人感到非常惊讶，纷纷拥集到瑞林乡，“争归服焉”。他有造福乡邻的公心，四处为乡邻治病救人，“晚岁退闲，闵物观化，四方造诊，盈接门闾，所起活无算”。
陈炽自不待言，继承了他父亲陈斌的正直人格。陈炽提出“公忠直谅”，就是看出晚清之际，如果人人都没有公心、溺于私利，则易导致民族危亡，无法有效组织生产，走上富国之路。陈炽肯定正当私利，认为这是社会发展动力，但又倡议公心公明，认为这是富国之策。开办公司增强商力，发行股票集中财力，官商合力开矿修路，无不需要公心之人。无公心无以言变法，也无法推进改革。陈炽写作《续富国策》，“为华民广一分生计，即为薄海塞一分漏卮；为闾阎开一分利源，即为国家多一分赋税；为中国增一分物业，即为外国减一分利权。此伊古圣王生众食寡、为疾用舒之大道也。天生民而立之君，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，养民之道，富国之源，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矣”。执政者为民，公司者为民，为民者向公，只有人人为公、君臣尽公，才能增强中国共同的福利，壮大人们正当的“私利”。
笔者还对陈炽后人的历史命运进行了考察，也时时可见“公忠直谅”的先祖遗风。陈炽生四女，两女嫁到县城，两个夭折。陈焘先后四娶，生儿子六个，女儿三个。第二个弟弟陈烈1870年十岁时去世。为此，陈家后代其实最主要是陈焘儿孙。陈焘考取拔贡之后，主要是当经办事务的吏，而非行政的官。他先后做过江南制造局的差遣员，做过五年吴淞江海关督征收员，清朝推行新政后，当选过江西咨议局议员。民国时期，又当选为临时省议会议员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，第二届国会选举当选众议院众议员。曾任参议院秘书厅秘书、江西省全省自治筹备处参议，此时陈焘寄居南昌新巷52号，但从政事迹、殁去之年皆无有记载（1922年领修陈氏十一修族谱时尚在）。其后人在家乡瑞林的经历，倒是留下一份文字资料，收藏在小镇的文化站。
资料中有一份陈英锷自述，介绍了国民党时期瑞林乡的政权状况。1935年瑞林又成白区，还乡团席卷而来，赖名海为瑞林区长，谢恩荃为联保主任。这个区的管辖范围在古代叫智乡，包括瑞林、丁陂、下坝、冈面、渡头等五个乡，陈焘长子陈育埰即为该区瑞林乡的乡长，红军来后逃南昌，1935回乡病逝，后即由侄子陈英钊接任。据民间传说，区长赖名海虽然身为区长，但经常照顾小姓之人，每有抓丁即会叮嘱祖父小心。有一户人家有八个儿子，抓丁时赖名海就不顾同宗，主张要从他家抽丁方为公道。由于得罪不少宗族中一些大户人家，解放后这名国民党区长被同宗告发，累结罪名而被新政权处决。同样，陈英锷、陈英钊均当过乡长。直到解放，该区共有国民党员14名，陈英钊曾任过书记。传说解放后陈英钊带枪逃入山中，为此被新政权包围抓捕处决（族谱载陈英钊殁于1942年，与民间传说不符，疑为1952年）。
但据陈贤泽老人说，陈英钊虽为国民党乡长，但并无血债，只是担心新政权习惯性的阶级斗争，而家族中也有先例。由于自身恐惧，走上了逃山对抗的道路，造成不幸。事实上同样当过乡长的陈英锷即活到1999年。在当时的瑞林，横背陈家可谓当地强势人家，“横背”在梅江边亦素有声名。家乡人只知有陈家谣，不知陈炽，正如只知道有横背，不知道有天马山庄，即为其证。有一个事实可以看出，梅江边的乡长、区长一定程度是维护地方秩序、反对强权贪腐的。据陈英锷交待，解放前夕瑞金成立参议员，瑞林乡也如陈炽《庸书》中所倡导“公举乡官”，成立了乡民代表会，以监督外派官员在地方作为。果然，区乡设立了警察分局，局长由上级外派。一个叫刘永年的湖南人任局长，由于贪污渎职，被参议员陈英锷检举揭发，判处三年徒刑。由此可见，陈炽倡议的乡官和“绅权”治理起了一定作用。而陈英锷的公忠直谅也可见一斑。
在梅江边的红白拉剧中，陈家受到剧烈冲击。阶级的对立对天马山庄的影响尤为深重。据族谱载，其时非正常死亡即有陈英钰（1934年）、陈英钫（1933年）。据陈贤泽老人回忆，红军来后其祖父陈育埰（1984-1935）即逃往南昌，直到还乡团回来。陈英钰即为陈贤泽父亲，仰华书院高小毕业，后来成为木匠，母亲在小镇卖油糕，两人均成为普通的劳动者。由于天马山庄的显赫存在，容易把陈家都视为阶级敌人。苏维埃部分干部执行过左政策，把正在上坪村做木匠的陈英钰抓了起来，押到瑞林小镇圩尾河滩处决，幸亏半路上三岁的陈贤泽被上长洲乡民何喜翠趁夜色抱走隐藏，同村范奶奶得知后特意挪着小足走了六里路赶到小镇抱回，其出生不久的弟弟则遇难。陈贤泽被范奶奶藏了三个月才敢露面，半年后陈家族人找回，在水口黄柏叔伯家养了一年。
尽管有着这样一段身世，陈贤泽解放后阶级成分不再是地主，并在1949年参加了解放军。他至今记得当年的部队番号是344师183团2营3连。他参加过宁都翠微峰肃匪和解放海南的战争，随后入朝作战，打过阴山、摩天岭、上甘岭，冲到了三八线。他当过步兵，炮兵，侦察兵，腿负过伤，直到1958年朝鲜回国，转业到瑞林最早的国营企业——林业公司，在林场当了十年的伐木工人。他清楚地记得1951年5月入党，可惜转后组织关系没有转回，至今还想重新入党。时隔半个世纪，他的养女带来口信，说抱养他的救命恩人范奶奶就在她夫家邻村，非常想念他，陈贤泽于是提了两斤猪肉、果子前往探望，听范奶奶讲述自己被救的往事。可见，公忠直谅的文明基因在后辈身上得到传承。
志愿军老兵陈贤泽的身世，与维新志士陈炽的身世，形成鲜明比照，这也是天马山庄最有意味的人文烙印。陈炽在宁都翠微峰留连山水缅怀易堂九子之际，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后人还会参加解放翠微峰的战斗，更无从想象后人会踏上朝鲜国土。陈炽在《庸书》中专章写到朝鲜，认识到朝鲜的屏障作用极其重要，并就朝鲜“巨文岛”事件提出过自己的看法。在历史的风云中，天马山庄走得最远的，还是陈炽的亲血脉。据陈贤泽回忆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瑞林小镇上有个初中老师称看到一份青年报，载有一份来自日本的寻亲消息，所写的地址就是天马山庄所在的横背。据传陈炽有一个史姓之妾带着刚出生不久的男孩去了日本。得到讯息之后，陈英鄂第二天特意从山村去往小镇，到学校查看报纸，可惜报纸已被毁，从此音讯永隔。此事在陈英锷书信（1991年5月15日）跟曹春荣先生亦有谈及：“惟陈炽妾史氏，复查族谱详载有妾史氏一节，而你的杰作则道其反、没有史氏的记载。又查88（指1988年）中国青年报披露，陈炽妾史氏，后被那拉氏发觉，陈炽是维新志士，暗中加害，如是史氏亡命日本。与扶柩回籍的陈育勋语言吻合，同时与青年报披露的也有相符合之处。因此我认为确有此事。”
当然，天马山庄在后世还经历了不少劫波。解放后土地改革，天马山庄被没收成为公产，于是住进了各姓村民。青砖小院成为知青的家、水口敬老院，知青一直居住到1990年代。文化大革命时期，陈贤泽亲眼看到村民想损毁青砖小院，却无法劝阻。所幸天马山庄墙体最终未遭拆毁，只是陈炽题字的石匾拆了下来，成为路上的桥板，直到改革开放后门楼重建才重新竖起。笔者考察时看到，小院无论是大厅还是小巷的门坎，均有深深的凹槽，这是普通村民砍削竹木留下的生活痕迹。如今，天马山庄建起了众多砖房，青砖小院更加孤单而执著，像一叶风帆停泊在山谷，见证着人间的百年岁月。
再次，是清正廉洁。在天马山庄建起青砖小院，在北京为强学会慷慨捐银二百，在县城捐钱筹资倡办宾兴会，这种种举动让人以为陈炽当上京官之后非常富裕。现实是哪个朝代都是清官无钱，正如《老残游记》开篇所说，“三四品的官，因性情迂拗，不会要钱，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，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”。陈炽父亲当初跟老残一样，“既无祖业可守，又无行当可做”，否则不会只是做一栋土屋。解决生计与报效社会之间的矛盾，在陈炽身上也是颇有纠结的。陈炽的家世决定了他求取功名有着稻梁谋的成分，正如他的《初别家作》：“欲别翻成喜，饥驱不自繇。朝寒留短鬓，春雪上征裘。远道应牵梦，清吟未抵愁。高飞鸿雁影，何处稻粱谋？”陈炽当然希望考学当官能解决生计，但不是把当官当作发财的途径。事实上，晚清的张之洞等总督，握有实权，图名图利，名利双收，这是科考之人走向官场的普遍志向，为此陈炽的清正廉洁殊为难得。
陈炽跟易堂九子不同，陈炽没有魏禧那样富甲宁都州城的家世。天马山庄建房之后，陈斌自己苦读了十年，陈炽也苦读了六年，才一起参加乡试或朝考。京官之后陈炽又游历沿海、无有生计接着又是乡试备考。可想而知，陈炽家族并不富裕。特别开基初始十余年，父子兄弟苦读阶段，支撑他们三人的经济很大可能是启堂文社的“花红”，即获得乡里助学机构的资助。据资料介绍，智乡启堂文社起始于明朝。当时士子们到赣州考试，受到歧视之后，回乡就联合成立文社。后来文社兼有助学和会课功能，同时还有调解纠纷作用。直至解放前夕共有十八房姓，文会捐谷以某姓某公堂为单位缴纳。文会既以聚集诸姓子弟“会晤一堂，以启发文教”为初衷，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召集子弟延请名师以课其业。会课结束，对名列前五名的童生、名列前三名的“已进者”，给予花红四百文至二千文；对15岁以下能背五经无遗者，生童能讲解五经无误者，给以赏钱二千文。此外，还给获取不同文武功名、官职（阶）的士子以花红，给应乡试、会试者以舟资。同时，祭圣大典上，科甲及出仕暨品级高等，及学者、禀、增、附生这些“学而优”者，行毕大礼就可领得一份名为胙钱的礼金。有此助学奖学的基金，陈炽一家据例能收到的“花红”可谓不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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